券商中國
黃鈺霖
2025-09-13 18:36
從鄉村振興、脫貧攻堅，到地震、洪水救災……企業對其回饋社會的行為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有的稱之為企業社會責任（CSR）、有的稱之為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承諾、有的則歸為企業可持續發展舉措或視作核心業務宗旨的重要一環。
自2005年CSR被納入法定要求后，我國企業已經成為最重要捐贈者之一，鄉村振興則是ESG中“S”的重要實踐。2024年，證監會指導滬深北交易所發布《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引》，鼓勵企業披露對公眾及社會作出貢獻的基本情況，包括但不限于開展公益慈善、志愿活動等方面的具體情況，以及投入資金金額、人員、時間、取得的效果、對公司品牌和業務開展的影響等。
但當我們頻繁地聽到“漂綠(Green Washing)”這個詞時，可能更少的人知道或關注“社會漂白(Social Washing)”。隨著越來越多企業或組織開始對外宣稱自己的可持續發展愿景或承諾時，許多ESG指標成為對外宣傳的工具，這其中就包括公益慈善。
捐贈不能替代企業自身ESG合規
當前國際 ESG 評級（如 MSCI、晨星）越來越受關注，對企業而言，多捐錢就能提升ESG評級嗎？是否涉及“社會漂白”？
Bridgespan合伙人林俽旋（Gwendolyn Lim）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國際主流ESG評級機構（如MSCI、晨星）尚未將企業捐贈納入核心評級體系。ESG評級的重點指標，在環境層面關注企業的碳減排、能源使用效率；在社會層面關注供應鏈勞工權益、員工福利、客戶隱私；在治理層面關注董事會結構、反腐敗。這些更多是與企業自身運營直接相關的議題，而企業捐贈是“對外的公益投入”，暫未成為評級的核心指標。
“因此，多捐錢不能幫助提升ESG評級，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捐贈與ESG無關。”林俽旋對記者表示，捐贈不能替代企業自身的ESG合規與運營優化，它是“加分項”，不是“替代項”。例如某企業每年捐贈1億元，但自身供應鏈存在勞工權益問題，其ESG評級依然會受影響；反之，某企業捐贈規模不大，但在員工福利、供應鏈責任上做得扎實，ESG評級反而更高。
那么，企業應如何處理捐贈與ESG的關系？林俽旋表示，《報告》顯示，企業捐贈不僅涵蓋傳統的慈善捐贈，更延伸至各類企業支持的能夠為社會及環境帶來正面效益的公益活動。長期來看，優質的捐贈能間接為ESG加分。
林俽旋介紹，企業圍繞鄉村振興開展捐贈，同時優化自身供應鏈，優先采購鄉村地區的農產品，這就將捐贈與供應鏈社會責任結合，形成協同效應。再例如，企業通過捐贈推動綠色社區建設，同時自身實現碳減排目標，這也能讓ESG中的環境與社會維度形成互補。
“企業不應把捐贈當成獨立的公益任務，而要將其視為ESG戰略的延伸。”林俽旋對記者表示，先明確自身ESG的核心議題，再找到與之匹配的公益領域，讓捐贈成為ESG落地的實踐載體，這樣既避免了“為捐而捐”的形式主義，也能讓ESG戰略更貼近社會需求，形成雙向價值。
“二十年來，中國企業捐贈最顯著的轉變是從‘支票式捐贈’向‘戰略性捐贈’的演進，甚至部分企業已實現‘核心能力賦能捐贈’的突破。”林俽旋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
林俽旋表示，支票式捐贈的缺點在于缺乏長期規劃與價值錨點，一般指各類機構因修建學校、賑災、贊助獎學金等事由向企業尋求捐贈，企業僅依據需求簡單決定接受或拒絕；戰略性捐贈是指，企業先明確自身想代表的核心價值，再圍繞價值鎖定捐贈重點領域，讓捐贈與企業定位深度綁定。
《報告》數據顯示，自中國于2005年將CSR報告納入法定要求后，一方面，中國企業發布的CSR年報數量已從最初的4份增長至2022年的2,648份以上；另一方面，中國企業的捐贈規模已顯現優勢，報告涵蓋的中國企業年均捐贈額約2.11億美元，比亞洲同行高出27%。
部分中國頭部企業已開始將核心能力融入捐贈。比如全球前20大企業捐贈者中排名第14位的騰訊，2018年將科技向善納入核心使命，通過微信及海外版本的用戶基礎，搭建公益捐贈平臺。2023年甘肅地震時，該平臺快速動員海量用戶向災區困難家庭定向捐贈，讓科技能力成為放大捐贈影響力的杠桿。
少于30%企業披露捐贈長效影響
《報告》數據顯示，目前，全球和亞洲前20大企業捐贈者中，不到30%會匯報長期捐贈的影響成果，企業捐贈的長期成效與短期期望之間需要找到平衡。
一名全球投資人表示，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和董事會期望看到短期成效，捐贈事項必須報告可量化的指標，以證明企業社會投資的合理性。例如受助兒童數量、接種疫苗的成人人數或獎學金受益人數量。“當我們為社區提供捐贈時，我們并不僅僅考慮這筆捐贈能為某一位受益人帶來什么成果，而是思考它對未來幾代人可能產生的深遠意義。”
對此，林俽旋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短期可量化的指標無法反映真正的長期成果，比如兒童營養項目是否有效減少了發育遲緩現象，或獎學金是否改變了受助者的經濟與社會軌跡。因此，社會影響評估的核心是“跳出數據看價值”，不能只停留在“做了什么”，更要回答“改變了什么”。
林俽旋建議，想要科學評估企業捐贈的社會影響，有兩個關鍵方法。一是成果導向的雙軌衡量，既要統計產出，更要跟蹤成果。產出是即時性的活動數據，比如資助了1000名學生、建成2所社區醫院。但成果才是影響的核心，比如這1000名學生的學業達標率提升了30%、社區醫院覆蓋人群的常見病就診等待時間縮短了50%。這些需要長期跟蹤的數據，才能真正體現捐贈的價值。
二是結合學習與評估的動態調整。“評估不是一次性任務，而是要與學習改進綁定。”林俽旋表示，企業每季度、每年都要復盤捐贈項目，哪些做法有效、受助社群的需求是否有變化等等。比如，某企業在鄉村開展教育捐贈，初期聚焦捐贈書籍，但評估后發現鄉村教師缺乏教學方法是更大痛點，于是調整方向，增加“教師培訓”模塊，這就是“評估-學習-優化”的閉環。這種動態調整，能讓捐贈始終貼合真實需求，避免資源錯配。
第三，評估標準不能由企業單方面制定，而要聽受助社群的聲音。林俽旋對記者強調，比如評估老年人照護項目，不能只看捐贈了多少康復設備，還要問老年人使用設備后生活自理能力是否提升，對服務的滿意度如何。
除了評估長期社會影響，企業還要把核心能力嵌入捐贈，例如互聯網科技企業用AI識別災區需求、AI輔助鄉村醫療診斷，制造企業用供應鏈資源幫助鄉村企業提升生產標準、對接銷售渠道。
“展望未來，企業之間也存在聯合捐贈的可能性。”林俽旋對記者補充道，比如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單一企業的力量有限，但光伏、風電、儲能企業可以聯合起來，光伏企業捐贈光伏設備，制造企業提供安裝技術，風電企業參與電網配套，共同在鄉村建設“綠色能源社區”，這就是“1+1>2”的協作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