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美國外,在全球AI(人工智能)的競爭賽道上,中國與歐盟稱得上是最為強勁的兩大勁旅,前者主要以創新與發展為導向拓展AI的研發空間與立體場景,后者側重以標準與規則為導向深化AI的基礎研究與垂直應用,二者路徑依賴與模式運行雖有不同,但卻在技術成果共享、產業落地共推以及標準規則互通等領域存在著不小的合作空間。
前不久歐委會公布了《人工智能白皮書》,決定在域內投資300億歐元,包括創建旨在提高算力的13個區域性AI工廠網絡與千兆瓦級超級數據中心建設兩個方面,但歐盟的AI基礎設施建設卻受到兩大硬傷的制約,一是能源供給嚴重不足,每個千兆瓦級數據中心需約1吉瓦電力,相當于一座中型城市的用電需求,而歐洲電網當前設計并未考慮如此高密度、集中式的負載,雖然可以將數據中心與核電站直接耦合,但此類項目需要5—10年建設周期,其他增量電網與發電能力建設更比建造數據中心耗時要長;另一方面,300億歐元的基礎設施投資目前也是停留在紙面,在并無統一財政政策的歐元區如何來湊齊巨量資金,尤其是怎樣調動私人資本參與AI基礎設施項目的積極性,對于歐委會來說的確是一個頗費腦筋的難題。
與歐盟相比,借助“西電東送”以及豐沛的太陽能、風能等綠電資源,中國基本不存在制約AI的能源供給瓶頸,“東數西算”因此做得風生水起;與此同時,中國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聯袂發力,通過常設專項基金和產業園區形成與企業創新行為的集約聯動,雖然目前高端AI芯片制造仍存瓶頸,但通用芯片與各種專業芯片的自主設計與制造能力,中國正在加速趕超。也正是如此,中國的算力能力也緊追美國之后,并占到了全球算力的15%,而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人工智能發展遵循的是技術開源、標準輸出以及跨境場景融合的基本方向,歐盟完全可以與中國在AI創新層面找到更多的合作與同進路徑。
一方面,中歐雙方可以在技術層面建立開源白名單,商業層設立中歐AI專利池,各取所需與彼此共享,還可在雙方共創國家級AI實驗室,抑或是企業合作創辦專業研究機構,以及在大學之間共建AI相關專業,然后通過聯邦學習、差分隱私等技術,在不泄露原始數據的前提下實現跨國協作;另一方面,中歐之間可以加大算力資源的采購,并給予相關的進出口稅率政策支持,這樣中國在獲得差異化算力的同時,更有利于歐盟擺脫對美國算力的絕對依賴,化解未來可能出現的技術主權為他人操縱的風險。在應用層面,受到基礎設施尤其是算力設施短缺的制約,歐盟的創新優勢轉化為市場優勢的力度比中美兩國要弱得多,鑒于此,歐盟避開了通用大模型應用的自身劣勢,在側重工業制造AI應用的同時,更多地將注意力聚焦到了醫療、氣候、農業等垂直領域,以低數據依賴、高合規性的專用模型切入市場。相比于歐盟,中國不僅在人工智能技術的迭代上呈加速趨勢,而且正沿著多模態大模型與具身智能兩個方向呈群體性突破之勢,中國由此成為目前全球最活躍的AI場景應用市場,也是AI產業邊界拓展最廣泛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歐盟在AI應用上堅守自身特色,在特定領域深耕細作,企業以品質為基石的有益經驗,值得中國借鑒。
在AI治理層面,歐盟頒布的《人工智能法案》是全球首部全面監管人工智能并且是監管強度最大的法規,且與規避算力不足的短板而在應用上對準垂直領域一樣,歐盟在對AI的監管上再一次繞過了技術輸出薄弱的缺項,目的是力圖走出一條“合規先行者優勢”的獨特路徑,具體來說就是,在域內通過自己確立的嚴厲倫理高線,引導或倒逼歐盟企業將AI監管壓力轉化為信任紅利,接著將紅利效應外溢,在全球樹立起歐盟非常突出的AI治理強者形象,進而取得其他主要經濟體對歐盟規則的認同。
不過,由于歐盟的監管規則必然推高企業合規成本,美國不會認可,并且特朗普政府前不久通過了《AI行動計劃》,也確立了以技術主權輸出達到規則主權輸出的核心路徑,只是為鼓勵創新,《AI行動計劃》加大了“去監管”節奏,這種無視風險的做法也讓歐盟非常反感。中國方面,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為法律載體,確立了技術主權與靈活治理相結合的AI治理方向,且在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中國政府還發布了《國際人工智能開源合作倡議》,啟動成立全球人工智能創新治理中心,表達了“全球共治,同球共濟”的鮮明理念。
在全球AI治理規則存在著赤字尤其是歐美AI治理理念基本相左的背景下,中國與歐盟可以在AI治理領域找到更多的合作共振點,而且中歐在“風險分級”“人類控制”等原則上的充分共識更是雙方合作的重要基礎。一方面,中歐可考慮設立技術委員會并出臺合作路線圖,組建聯合專家工作組指導初級局部合作試點,設立約束雙方行為、管控合作摩擦的談判機制,促成雙方基本專業法規的對接;另一方面,對標歐盟監管標準,評估中國的監管規則,并及時作出調整。與此同時,中國利用AI技術與應用的差異化優勢,通過技術轉讓換取歐盟市場準入,順勢加強與歐盟在AI監管上的進一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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